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李莹认为，性侵案尤其受侵者是儿童的，法院对精神损害不予考虑，使受害儿童不能得到权利救济。“性侵儿童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可能不多，但对心理伤害很大且持续深远，有些孩子即便当前就出现心理伤害并经过评估，但要经过法庭认可的司法鉴定也很难。她希望这方面法律上能有所突破。”

《2020年全国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3100余起》2017年12月6日，成都商报记者在易先生的引导下，来到云龙路附近的这处小土坡。尽管数月前已经清理过，现场还能找到车把手和车锁上的小零件。记者在草丛中还发现了一截食指长的轮胎，截断面整齐，“明显是被切割的。”易先生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