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曾经有某地妇联向我们咨询，说有性侵案，施暴人承认，受害人指认，但没有物证，警方不立案怎么办？我们也没办法。”孙雪梅说。
该人士认为，是否公开需综合各因素考虑，一些地方探索有其价值，但需探索完善，比如何种程度的公开。而登记和职业禁入制度则很有必要，确保性侵者远离易于接触儿童的职业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5年来25件国家赔偿典型案例》那一年，刘妈妈带着5岁的小儿子，跟同村两名妇女一起从湖南新化老家去河南郑州打工。哪晓得，一出郑州火车站，就把孩子给丢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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