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，“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，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、困难家庭，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，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，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，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？家长因此又不情愿。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，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。”

《定调新发展阶段“三农”工作重点 关键词里看关键》职业打假人大量出现后，法院接收的案件激增，他们将法院作为一种工具，浪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。“职业打假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利，很多起诉着重于能打赢和成本小、风险小，而非惩治不良商家。这就导致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问题、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，而非对老百姓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。”